等级性的“家国秩序”始于西周，从战国末到西汉再到东汉，自上而下、从内到外、等级分明的家国同构治理模式得以逐渐推演建立，而家国同构的父权性别制度起到制度维护的重要作用。进入近代，家国秩序不再是家与国关系的封闭系统，家国关系的二元结构被打破，国家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主体和引领力量。本文作者梳理了家国秩序与性别关系发展、演进的历史脉络，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为性别研究提供本土化的概念与分析框架。
近日，饱受批评的电视剧《娘道》重播，再次引发网友“封建糟粕”“升级版女德”的批判声讨。有网友据此建议矫正影视创作界“三观”；对影视制作者进行性别平等培训；出台媒体监管政策，建立性别平等指标评估及咨询沟通机制。这也引发了笔者的专业敏感。笔者认为《娘道》问题的制度根源或可从家国秩序下的性别关系谈起。
家国秩序与性别关系
等级性的“家国秩序”始于西周。从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，到战国七国兼并，周制日渐衰微。秦灭六国颠覆了历时八百年的“周礼”；汉承秦制，建立并完善了大一统帝国大地主阶级、权臣掌权的“家国同构”的父权制度，父权性别制度也趋于完善。历经两千多年几经朝代更替，制度微调，其基本内核并无质变；随着清末帝制终结，传统父权制家国同构秩序遭到颠覆。
“性别关系”在周代父权制建立后，在家国秩序下，父权性别制度建构系统成为父权制的重要部分，包括性别间的男女空间界域与职事分工区分、组织机制及其运行的规则，如婚姻、家庭/族、生育、继承与亲属制度等；该制度通过仪式风俗和日常道德规范，还有语言意义生产，逐渐渗透扩散在民间。
家国一体的父权制萌芽，可追溯到周灭商前的家国治理思想。后儒在《礼记·大学》中做了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系统总结阐发。周灭商，颠覆了男女无别，内外不辨，尊尊、长长、亲亲不分的商制，代之以“尊尊、亲亲、长长、男女有别”的价值原则指导下的父权制度，确立了家国一体的周制。其机制运行是以“尊尊经亲亲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；以“亲亲经尊尊”建立尊祖敬宗、奉祀先祖的庙祭制；以“男女有别”同姓不婚原则建立婚姻、家庭、生育、家/族内/外的亲属制度，男女有别原则又在空间场域及职事建构男公外女私内的分域、分工制度。
上述立子立嫡制基本制度又派生出宗法制、丧服制和分封制等，家国一体化更昭然天下。该制度中的性别等级在空间场域及职事的男外（公）女内（私）的分域分工，禁止妇女涉足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”和理政等“公事”，限定妇女在家中从事內馈和蚕织；在家国组织系统中，又用男内女外的秩序定义亲疏、远近，主从、尊卑……的价值等级，其中同姓不婚的婚姻交合，充满了男性优先特权：婚姻的从夫居、生育的从父姓；双系亲属系统男内方拥有先赋的主位“身份”，将“入族主名”的外人女子据丈夫身份派以“妻、妇、母”等流动的“名分”，被称为“外戚”，连本家的外嫁女子也界定为“外人”。从组织制度与分域/分工的内外次序的颠倒，更显示制度设计者的赤裸裸的偏私与专横。
秦汉“家国同构”与性别关系因变的连带性，在大一统帝国家国关系中的父权“家国政治”，包括国内族外婚、双系（内之男系和外之女系）的亲属制度进一步制度化，从而形成了政治权力配置和家国治理的同构性。
家国同构的父权性别制度意识形态建构起到制度维护的重要作用：从战国末韩非的“三纲”雏形的谏策，到西汉董仲舒的“王道之三纲，可通于天”的合理化论证（《春秋繁露》），再到东汉《白虎通义》的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的“三纲六纪”的官方文件，自上而下、从内到外推演出等级分明的家国同构治理模式。价值意义的再生产，两汉儒家对经典再阐释，加强伦理道德规范，如“三从四德”“七出三不去”；为经学服务的“小学”的训诂、文字学如《说文解字》《尔雅》等无不在论证父权性别制度的正当性。
从汉末开始，几度分裂又一统的朝代更迭，该制度受到周边族裔的冲击又马上弥合。如宋儒对家庭内外有别再强调妇女定位于内，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证；元代理学初渐，奠定了“四书”进入主流政治，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；明清的提倡节烈，性别制度演化为如父权、夫权、族权、神权的四条绳索。
近代：家国结构面临变局
进入近代，家国秩序不再是二维结构的政治经济形态的家与国关系的封闭系统，而是多元维度的新兴结构与家国并存：社会从家国结构中析出公共空间、领域和事务；资本与市场打破了传统小农/商贾经济形态，直至从工业化到今天全球化贸易、金融、信息等跨国资本等组织结构的层出不穷，及其伴随着资本的人口流动……使原来的家国结构被楔嵌于上述诸结构中，形成互嵌互动互构互斥的复杂关系。家国关系的二元结构早已打破，世界-国族-社会-家庭-个体，再加上资本-市场，绝非传统的家国结构下的闭锁式内外有别的性别制度。
然而，在推动性别平等领域，国家成为主体和引领，在立法、政策、宣教、协调、治理等方面担当责任并握有资源权力，整合群团组织如妇联和更多社会组织推动男女平等；家庭这个最紧密的性别关系场域载体，更应该成为性别平等的前哨阵地。
史鉴：探索本土性别研究/行动框架的可能
据上所述，家国秩序的性别制度是一个演进的过程，对性别研究/行动者来说，可以从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结构及其运行中，提炼其固有的概念名谓，如“男女有别”“内外有别”“因变”“经权”等。如果说男女有别是周代父权制建构核心理念，那么“内外有别”就是父权性别制度设计、运行的基本框架。
内外有别无所不在、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所有的时空场域、组织结构中，再没有比本土概念提炼可以解释本土问题更便当有效，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就是最好的利器。当内外有别的宽阔的视域和密致的结构网络一旦张开，就对原有本土空泛的“男尊女卑”，舶来窄化的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有所取舍。
总之，立足本土、贯通古今、对接中外，进行制度还原、概念重建，创建适合本土的分析与行动框架，就可能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，也可为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做出贡献。回到开头对以娘道”为代表的影视剧所进行的批判，有了对制度/文化结构的系统性分析，将会使與论和大众教育观念得到改观。推而广之，推进性别平等，应立足家国互融互动，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、研判视角，进而论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横向合作的行动方案。同时，多方位改善性别平等的立法政策、改进实施方略、宣教手段等。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相信接地气的本土理论概念下的分析/行动框架会成为助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地生根的利器。
